余家這幾年已不常在村里住了，但是新房還格掙掙地立在高處。新房的下面，是荒棄多年的舊屋。
據說，這地方原本有個四合院，由兩三個家族按某種規則分配了房間。余姓當時在人口數量上不占優勢，只得廂房一間，這就是祖宅了。隨著后來開枝散葉又沒錢分家，只能隔個十年八年倚著祖屋搭建，搭建的部分沿著丘陵坡度逐漸綿延開，越來越矮，終于到了躬身而入的地步。
余家這一輩兄弟四個，老大倒插門去了外地，老二老三因為家族遺傳病，干不得重活路，行四的那位人稱余老幺。幺，意味著排行最末，是生育的休止符。余老幺像母親一樣健壯，書讀到四年級就成為家里的大半個勞動力。
有一年春分前后，生產隊組織火力育秧，少年老幺莽撞，誤入塑料薄膜包裹的育秧房，被熱源灼傷。他被眾人七手八腳地救出，用滑竿抬著去了醫院，花不少錢，裸露的皮膚還是留下瘢痕，從此不肯正眼看人。
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到戶后，余老幺開始搞養殖，倒騰經濟作物。
他家在村口有巴掌大一方魚塘，撒上魚苗，每天在太陽出來前，就背了草來喂。帶著露水的魚草拋下去，魚們先是一驚，四下濺起水花，等觀察到沒有危險了，才聚攏來把水中堆積的草丘吃得一拱一拱的。不多久，又買了藕埋進塘底，夏天倒是在荷塘一角乍現過三兩朵荷花，很符合國人的美學趣味，后來挖出的藕還不夠他一家人吃。倒讓院里的孩子很早就觀察到荷葉同芋頭葉的質地一樣，掐下來戴頭頂都可以遮雨。
為了占領閑置土地，老幺在不到十米的魚塘堡坎種下桉樹、喜樹、枇杷、高筍（茭白）和芋頭，還在稍遠一點的田坎上，栽下兩株木槿。木槿是余母從娘家帶來的苗子，花朵大大的，喜氣洋洋，朝開暮萎，每年有3個來月花期，從端午節剛過直到中秋才收住花勢，來年再見。村里人見狀生怕吃虧，見縫插針在魚塘另一面邊坡種下香樟、廣柑、櫻桃和棗樹。從高處俯視，魚塘被植物虛攏得看不見，數十種深淺不一的綠鑲嵌著交換涼意。
再說余母，無論何時看到她，背上手上肩頭都沒有放空的時候，有時是柴火，更多是豬草。這地方豬食多是婦人準備，她們把斬切好的豬草裝進粗篾編就的簸箕，簸箕支在腰上，像挎腰鼓一樣歪著脊椎端著，走去水邊淘洗。倘若是夏天的早上，余母會在淘洗好豬草等控干水分的時候，來到田坎邊摘幾朵木槿放豬草邊上帶回家。她支著比來時重一倍的簸箕，一路上留下濕漉漉的腳印。
后來看到關于生態農業的概念，心想這不就是余老幺以前搞的那些名堂嗎？他除了因為過于貪心，沒考慮光照的問題，導致所有產出都不高外，生態理念上相差無幾。土地資源和家庭生產力都有限，他太想擺脫貧困了，想要在陌生的領域刨食或者深挖傳統經濟作物的產量，所作的嘗試都要付出昂貴的時間成本，以余家的根基，耗不起。好在他家日子雖然過得緊巴，卻很少吵鬧。那幾年，他家總在商量著各種嘗試，又以家庭為單位默默承受失敗。
種地不來錢。盡管余家有一對勤勞的母子，每到青黃不接的季節，余母還是要五塊十塊地借錢度日。
某一年，村里人有段日子沒見到余老幺。再見到是在臘月末，他帶著滿身的塵土，腳步輕快，背上的蛇皮口袋里裝著一把被褥和兩身換洗衣裳，手上拎著磚刀和灰桶。大概路途遙遠，頭發好些天沒洗，油膩膩地支棱著；指甲縫隙里盡是洗不干凈的水泥灰。他這副打扮回了屋，不多會兒，余母攥著幾張錢出門，挨家挨戶走了一圈。
她臉上帶著喜氣，“表娘，”依著兒子的輩分稱呼鄰居，雙手把錢遞出去，“還是虧得你們照應，我們……每年都把你們拖起喲。”接過錢的人也和她同時松了一口氣。終于余家也能順應民俗，把欠債趕在年三十前還了，不拖到來年。
講到這里不難看出，在那年，我們的老幺順著當年涌向建筑工地的農民工大潮，來到了某個基建工地，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代農民工。他并不是早早地嗅到了改革開放后國家對基礎建設的需求，只是知道在工地打小工，老板包飯，每天的勞動可以變現。
老幺學什么都快，腦子好使手藝不錯，不時有些小點子，不是悶頭苦干型。同樣是離開泥水搞水泥，敢想敢做的勁頭讓他在工地上很快脫穎而出。來到工地的老幺很快發現，工友中和他經歷類似的人不少。他的面目不再是村里的余老幺，是廣義的、表情相近的農民工兄弟。
又過了兩年，有女人不介意老幺身上的疤，跟他一道回了家，甘愿給他當媳婦。她圓盤臉，眼睛亮亮的，笑起來瞇成兩條縫，早上從雞叫頭遍就起來了，把頭發梳得光光的，一刻也不閑著，煮豬食，喂雞鴨，種菜，農忙時請人做工——有了老幺從工地上帶回來的本錢，晚上在燈下做一家人的縫補，每天都是丟下耙兒弄掃帚。
村里人看著余家的日子紅火起來了，紅火有幾個標志。先是余家選在祖宅后面修了樓房。樓房立在竹林掩映的村頭，很遠都能看見，煙灰色的磚頭，青色的瓦片，窗欞刷了紅油漆，每個房間都透著亮；然后是老幺有了兒子，到了讀書的年紀接去了城里，余母跟去幫忙，只在過年前依舊例回鄉祭祖；再有就是，村口的田埂上，全都種上了余母喜歡又沒有經濟價值的木槿花。（施蕊）